在中国书法史的演变过程中，实用性一直导引着字体的变化，而字体的变化也是由微而巨，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演变的。隶书的由来也是如此。

唐代张怀瓘《书断》称：“传邈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笔法，成隶书三千字，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以其便于官狱隶人佐书，故名曰‘隶’。”

隶书因何而来，当然不是张怀瓘说的那么简单，这个演变必须要说到简牍。由于实用的需要，金文、篆书已在当时的诸国开始了隶变，出现了超长的笔画，以及新的笔顺连结方式，书写状态的再简化。楚简帛书、晋国盟书、秦国简牍等等都是隶变的前期必要条件之一。当然，还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程邈。

程邈，字元岑，生卒年不详，秦内史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他本来是秦国的撮尔小吏，在县里做狱吏，管管文书什么的，史载说他得罪了秦始皇，我想以他的身份怎么也不够格和赢政叫劲，顶多得罪了当朝人物，被下在了云阳狱中，一关就是十年。狱中十年肯定难受，他得为自己找个乐，这是初衷，然后发现，这乐真成事了，估计得立功。

于是，他总结了七国文字，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反复推敲，终于创造出了便于书写、便于辩认的三千个字，这就是隶书。隶书一出，成了书法的分水岭，为以后的真行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成果被呈报给秦始皇，得到了秦始皇的高度认同，对统一后的秦天下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当时天下事务繁杂，最重要的是统一一切，勤政的秦始皇每天批阅的奏章重达一石，一石约等于120斤，简牍的笨重，小篆的曲折，赢政付出了很大的脑力、劳力。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秦始皇的性格是不做完不休息。

当秦始皇看到程邈整理的字样，十分欣赏，立即把程邈从云阳狱中放出，还封了他做御史。由于程邈的官职很小，是最基层的官员属于“隶”，所以人们就把他编纂整理的文字叫隶书。“隶人”也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也被叫做“佐书”。

卫恒《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

也有一种观点：秦时书同文字，对小篆作为通行的标准正体有极高的要求，全国上下，尤其政府职能部门必须一体奉行。赵壹《非草书》说：“隶书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繁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彼时的秦国，政局大坏，彼于应付，小篆已经明显弱于实用了，所以，准许呈报的公文用日常的隶书书写，甚至让善书的徒隶帮助抄写。

隶书是中国文字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也是书法发展的分水岭，中国的文字从古文字时代进入到今文字时代，从图形到笔画，象形到抽象，由繁复为简单，完全的符号化了。秦隶和汉隶还是不同，秦朝初创的隶书，结体和用笔都带有篆书的意味，长扁不一，波磔也不明显，可以说只是篆书的潦草写法。

程邈创造秦隶后，虽然为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却没有真迹遗留下来。二千年来，人们只能从前人记载得知一二，关于秦隶，一直缺少实物文本的支持。一直到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城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余枚竹简，字径很小，最大的不过二分，字型工整端秀，笔画浑厚。史称"睡虎地秦简"，有出版物流传。

“睡虎地汉简的笔画肥、瘦、刚柔、纵横奔放，浑厚凝重，变化多姿，有明显的起伏变化，特别是其中的"波势"已初具隶书规模”。这就是秦隶的墨迹，直接奠定了汉隶的发展方向，为隶书这一书种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世纪初起，在西北和山东等地陆续出土了多批竹木简，战国、秦、汉、晋都有，湮没了二千多年的秦隶墨迹，终于重现于世，程邈的创造也得以窥知。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得知，隶书其实从战国就开始了广泛的运用，经程邈的整理，去杂取精，且在中央集权的规范下，自成体系，其功不可没。

程邈作为低层官员，且以戴罪之身，系统进行了收集、整理、加工，以一人之力做国力之事，确实非常了不起。通观中国书法史、中国文字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历史，这样的人物是独一无二的。毫不夸张的说，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绵绵不绝的延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云阳狱，十年。云阳狱的十年，不是风淡云轻，喝茶抽烟的十年，而是狱吏举鞭抽打，让人做牛做马的十年。这十年，程邈经历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他做了什么。至少，他是今文字的开山鼻祖，就此一条，足够名垂青史，为后人仰止。隶书，不是中国书法史的隶书，它是中国文明史的隶书。

遥想程邈，惊为天人。摸笔抚古，无限惆怅。斯虽小吏，功垂千古。我不知道，当下有几个人有资格，面对如此人物，还敢嘚瑟。他是尔曹小吏，他是云阳徒，他是个让书法史骄傲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