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属南非城市建设方案以开普敦为例

18世纪末，英国海军将一支远征军带到福尔斯湾（FalseBay）并在梅曾贝格（Muizenberg）战斗后短暂征服了开普敦。1803年亚眠条约将开普敦重新交还给荷兰，但1806年再次被夺回并于1814永久割让给英国，开普殖民地告别荷兰东印度管理，正式成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的一部分。

在距离开普敦十分遥远的大英帝国，工业资本主义从工厂制度中兴起，“专制但不集中化”的大英帝国将海外市场视为其工业发展的核心，“自由贸易”成为英国人统治世界的方式，开普敦则成为其通向东方的中心枢纽。

为了促进殖民地原始积累和市场开拓，开普敦原材料出口贸易不断增加；为了保持军事地位，大英帝国将具有军事背景的总督派遣到开普殖民地，同时，大量英国移民为了谋求财富又或是其他目的涌入开普。

开普被宣布为皇家殖民地的六年后，一批英国移民抵达桌山脚下的开普敦，一批爱尔兰移民进入更内陆的克兰威廉（由于恶劣的生存条件，并没有多少移民最后在克兰威廉留下，大部分人1825年就离开克兰威廉定居到附近的城镇）。

1829年，开普敦定居人数仅记载就达到18,296人，人口急剧扩增意味着欧洲定居者需要占领更多的可开发土地（1830年代殖民地内陆的克兰威廉有近两千名欧洲人，近五千名土著牧民）。

随着殖民地边界的不断扩大，原来由土著占领的土地被定居者不断侵占，土地与边界矛盾也导致边界战争的开始并持续良久。

定居者与土著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源自土地争端，也源自不同文化之间的极大差异。

科林斯上校访问开普敦后曾在报告中写道：“殖民地秩序的建立需要排除科萨（土著）的侵扰——他们无法轻易成为‘陛下忠诚的新教徒’”。

此时，开普殖民地的管理依旧遵循保守节俭的原则，政府调配到开普敦的殖民地总督大多是军官出身（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曾服役于惠灵顿战役），主要负责监督开普殖民地战略驻军。关于殖民地行政管理多出于军事考量，殖民城镇的其他发展似乎并不能引起伦敦殖民办公室的关注。

对于总督来说，他们只需维持足够的人力与资金保证驻军供给，保护过境英帝国船只安全即可（帝国此时将开普敦视作大英帝国海上力量维系的重要节点之一）。

查尔斯·萨默塞特（CharlesSomerset）于1814年到达开普敦，1817年萨默塞特向大英帝国提出解决开普殖民地问题的发展计划，议会决定支付五万英镑用于补贴开普的殖民计划，从九万名申请人中选出四千名（其中近三分之一是男性），萨默塞特的移民计划渴望将开普殖民地塑造为一个坚固自立的殖民地社区，此外政府还计划在50年代将一批罪犯运送至此。

参与计划的移民希望能够在殖民地重建他们在英国无力负担的士绅生活，其中一部分为工匠和专业技术人士，他们则是被殖民地办公室许下的美好承诺吸引而来。

1802年的开普敦地图上显示城镇景观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以布伊滕坎特（Buitenkant），沃特坎特（Waterkant）和外运河街（Buitengracht）为界的东部、西部和北部中心地区沿着花园向南部延伸一直到桌山脚下。

在一本关于开普敦的目录上记录着城镇住宅信息和城镇奴隶的相关信息，城镇中的奴隶数量达到一万名，大多散落在开普敦居民家庭里充当家庭仆人。

与半个世纪前的城镇形态不同的是，城镇中心城区开始被富人占据，斯特兰德街此时居住的大多是白人移民，目录中记载的50个家庭中只有一个属于有色人种；而在沃特坎特以北的街区是有色人种的主要居住区，Hardersteeg、Kreeftegang、Meeusteegstreet也是如此。

公司管理时期一些私人住宅充当贸易场所的习惯渐渐开始改变，专业的小商店出现在开普敦街头，到1811年开普敦就已经有近四十家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小商店。

此时，开普敦开始追逐遥远的“母国”文化，布尔治安法官（landdrosts）和heemraden被民政专员、地方治安法官和治安书记官替代，居住在城镇的名流被选为太平绅士；英国刑法引入开普敦后颁布了新的司法宪章，法学家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并设有三名陪审法官；《工匠法》和《穷人法》限制了穷人的生活，刚刚被解放的奴隶重新被学徒制度利用成为雇主的合法劳动力；殖民地的文化生活也开始向“母国”靠拢。

第一台印刷机在1800年被引入开普敦，1820年第一批日报、月刊杂志建刊；开普敦图书馆和博物馆于1818年和1825年在开普敦建成，一种崭新的大英帝国使命感正在殖民地发展起来。

关于土著的管理问题，早期在殖民地内部还没有形成统一逻辑和政策，1806年英国重新占领开普敦后，当时的总督卡利登伯爵将公司奴隶从公司的奴隶小屋中释放出来并于继年颁布《废除奴隶贸易法》禁止跨印度洋的奴隶贸易，但却导致土著奴隶在开普敦的利用价值大增。

尽管对于南部非洲土著的管控措施始于军事安全，但最终也随着城镇经济贸易的发展变质。

尽管临海，但可供开普敦使用的水资源并不充足，开普敦长期依赖水井和喷泉供应城镇水源。归于英国管辖后，首任总督任命旧滑铁卢大桥的设计师约翰·雷尼（JohnRennie）为开普敦设计水管铺设计划，1810年一个铸铁管道计划被设计沿着长街（LongStreet）通过小巷一直延伸到HeerengrachtStreet，通过水管可以将桌山低坡的泉水供应到私人住宅中，工程从1810年开始，但由于征收水费的要求，一开始许多人都拒绝将水源引到家中。

到欧洲移民大量出现在开普敦时，公司时期的水道建设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用水需求。早期的城镇水道建设和管理极为随意，直到混合用水导致商船水手感染疾病，关于水道开发和使用的法令才被发布，一方面禁止水道上游排放污水；另一方面，修缮运河疏通水道供桌山脚下的欧洲定居者生活区域的日常用水和灌溉使用，这也是开普敦发布的第一份环境立法。

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供水压力也越来越大（19世纪初开普殖民地已经有近三万名白人移民居住在这里）。1834年，贫困法律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报告彻底暴露了开普敦的供水和排水问题。

当然，供水问题并非此时才刚刚出现，18世纪初开普敦定居人口超过3,000时供水就开始出现问题——供水不足；污水处理和排放十分随意；水源污染严重影响定居者的日常生活乃至身体健康。

但定居点供水改善显然并未纳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管理考量之内。经过数世纪的消耗，城镇基础设施已经不堪重负，不断增加的定居者人数也给城镇施加更多压力。

供水不足，排水不畅影响城镇供水的正常运转，农业发展也受到影响，不仅无法得到充足的灌溉水源，作物还受到污水污染。贫困法律委员会的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Chadwick）通过调查中提出恶劣的环境是居民疾病的主要原因，房屋排水、街道排水与清洁环环相关，城市污垢和污水、垃圾散发的臭味让人们生病。当时开普敦城区的穷人房屋中很少设有引水管道，人们必须从分散在城市各区域的水汞中排队取水。

开普敦后方的桌山泉水无法满足城镇的供水需求（尤其是漫长干燥的夏季）。尽管有时冬季降水稍多，但开普敦水库的储水能力很弱，1880年代以前开普敦只有两个小水坝，其中一个Jong水坝建于1814年，另一个建于1860年。地方部门官员出具的报告显示“房间中没有足够的水冲马桶，臭气四处渗透，工作人员白天只能坐在办公桌前吸入这些臭味。”

开普敦的繁华码头也面临严重的供水问题，航运技术的进步，发动机的改进都意味着船只需要更多淡水维持机器运转。1887年，码头的淡水需求量从25吨疯涨到135吨，船只不得不停靠在伊丽莎白港口获取淡水资源。

开普敦市镇在不断的催促和投诉中不得不开始莫尔特诺水库（Molteno）的建设项目。相关的伍德海德隧道项目被确立，办公室决定从桌山的蛇油山沟（SlangolieRavine）架设几英里长的管道将山水输送到莫尔特诺水库。

水库建设项目困难重重，一部分因为修缮的巨额贷款，另一面，市政官员专业知识的欠缺也阻碍了水库工程的顺畅进行。水库项目建设期间，城市工程师曾警告市政办公室大坝存在结构缺陷可能会产生爆裂，但议会拒绝听从意见，导致在水库即将开放的几周前，一场大雨导致水库的部分墙壁坍塌，1881年的开幕仪式后不久又再次发生严重的泄露事故，最终水库在1882年爆裂（导致奥兰治街一部分建筑物被严重损坏）。

相关报告表明爆裂维修费用高达30,000英镑，这几乎与水库本身的建设费用持平，修缮贷款的存在引发城镇纳税人的责难，在公共会议上拒绝批准修缮贷款，市政财政面临巨大压力，直到1886年耗资35000英镑修缮水库后，水库才得以开放。

尽管往年的开普敦温和多雨，但一些年份的冬天却不是如此，稀薄的降水迫使市政有时在冬季缺水季节为了解决供水问题会在凌晨6点至下午6点之间关闭城镇水源供给。1896年底开普敦议会决定开始修建最后一个桌山水库HelyHutchinson。

直到20世纪初，开普敦似乎已经有足够的水源供应，大型水坝和管道系统投入使用后城中用于取水的水汞被弃用，污水处理系统也基本上完成。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殖民地管理的行政中心设在开普敦，而在开普敦之外，城镇水道建设的节奏显然要缓慢的多，伊丽莎白港直到1903年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供水计划。

然而，随后布尔战争的爆发、1901年鼠疫在开普敦的传播又为供水带来新负担，1902年开普敦半岛委员会成立后开始调查开普敦郊区用水问题，委员会指出开普敦不得不从其外寻找更多干净的水源，无论是从弗兰肖克山脉的奥利潘特霍克（Holiphant’sHoek）还是霍滕托茨荷兰山脉的斯滕布拉斯河（SteenbrasRiver）。但这些建议直到1913年才生效。

供水设施的改善并没有解决城镇的水源问题，干净的水源也没有让城市变得干净起来。排水、垃圾和废物都深深困扰着开普敦居民的生活；早期开放式的排水管道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臭味；垃圾废物在水道中堆积导致排水不畅；砖块制成的排水口太大也无法进行有效冲洗；液体废水倒入后更是加剧管道堵塞。此外，开普敦的雨水排放和污水处理混在一起也不断加重排水压力（当时认为雨水和污水处理并无差异）。

当1820年人口开始爆炸增长时，开普敦变得拥挤不堪，运河在降雨不多的季节散发着臭味，到降水较为富余的冬季才会将垃圾和恶臭通过洪水带走。